曼海姆 | “知识分子”的社会学问题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3.27-1947.1.9），德国社会学家。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和海德堡大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他影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领域，也是经典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代表人物。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知识社会学论集》《社会学系统论》等。往期推文：曼海姆 | 乌托邦思想结构的变化：在现代各阶段；曼海姆 |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图源：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问题讨论到现阶段出现了第二个困难，它就是：我们怎样设想关于不管怎样综合的那些社会的和政治的载体？什么样的政治利益集团会把着手解决综合问题作为己任？谁将致力于在社会上实现这种综合？

正像在早期那样，假如我们不是追求一种动态的、相对的综合，而是跳过超越时间的绝对综合，我们就会退回到静态的唯理主义；同样，我们这里也面临着危险——看不到迄今人们一直强调的政治思想受利益限制的性质，并且假设综合将来自一个政治领域以外的泉源。一旦我们承认政治思想总是与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唯一与此一致的假设就是：整体综合的倾向必然体现在某些社会集团的意志之中。

的确，纵观政治思想史，便可发现综合者们总是代表明确的社会阶层，主要是感受到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双重威胁的阶级，它们出自社会的必然性，寻求一条中间的出路。但这种对妥协的追求从一开始便呈现出静态与动态两种形式。综合者与之密切联系的集团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两种形式中应该强调哪一种。

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首先尝试用静态的形式来调解极端的观点，尤其是在法国的资产阶级君主制时期，在那里它被表达在“合法中心”这个原则中。不过这句警句只是真正综合的一幅讽刺画，而不是真正综合的解决，这种解决只能是动态的。由于这个原因，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真正综合的解决必须避免什么样的错误。

真正的综合并不是社会上现存集团的各种愿望的算术平均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将只能倾向于巩固现状，而这种现状有利于刚好掌权的人和希望保护他们的权益不受来自“左”的或“右”的攻击的人。相反，有效的综合必须立足于一种政治地位，这种地位将构成这种意义上的渐进的发展，即它能保持和利用大量积累起来的文化成果和前一阶段的社会能量。同时，新秩序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最广泛的领域，必须开始在社会中自然生长，以便使其改造力量发挥作用。这种地位要求对当前的历史现实有独特的敏锐性。每种情况下的空间性的“此地”和时间性的“此时”都必须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去考虑，而且必须对之时刻牢记，以便酌情决定什么不再是必需的，什么还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种经验观点对社会的动态性质和社会的整体性表现出无休止的敏感，不可能由一个占据中间地位的阶级来提出，能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一个相对不具有阶级性的，没有被太牢固地安排在社会地位上的阶层。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历史研究，将产生一个富于成果的观点。

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可能甚至简略地勾画出因知识分子的存在而引起的困难的社会学问题。但如果不触及知识分子地位的某些方面，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就得不到适当的说明，更谈不上解决了。那种仅仅以社会—经济阶级来定向的社会学，将永远不可能恰当地理解这种现象。根据这个理论，知识分子构成一个阶级，或者至少附属于一个阶级。这样，这种理论也许能正确地描述这个非依附性社会群体的某些决定因素和组合成分，但绝不可能描述整体的本质。诚然，我们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来自“有固定地租收入者”阶层，他们的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租金或投资利润。但这样一来，官员和所谓自由职业者的某些群体也属于知识界。然而再更仔细地审视这一阶层的社会基础，将会发现他们明显地等同于那个直接参与经济过程的阶级。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6－1958.5），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韦伯创立了工业区位理论，用于阐释产业集群的现象，该理论深刻影响了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代表作品有《工业区位论》。他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弟弟。[图源：ThinkLink.com]

如果用历史观来进行社会学的剖析，那么知识分子之间的异质性将进一步暴露出来。不同时代的阶级关系的改变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有利，而对另一部分则不利。所以，不能认为他们是同质地被决定的。虽然他们因相互区别太大而不能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阶级，但所有知识分子群体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学纽带，这就是教育。它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把它们连结在一起。分享一个共同的教育遗产，会逐渐消除他们在出身、身分、职业和财产上的差别，并在各人所受教育的基础上把他们结合成一个受过教育的个人的群体。

依我看来，最大的错误莫过于错误地解释这一观点，以为个人的阶级和身分联系会由于这种效力而完全消失。然而，这种联系的新的基础的特殊特征是，通过创造一种相互冲突的派系可以用来衡量自己力量的同质的媒介，在它们的所有类型中保留了组合成份的多重性。现代教育从一开始就是这种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相互冲突的目的和倾向在小规模内的生存斗争，就是复制品。因此，受教育者就其知识领域而言是以各种方式被决定的。他获得这种教育遗产，同时也就受到社会现实中相互对立的倾向的影响，而一个虽经过教育却没有适应整个形势的人，由于直接参与了社会生产过程，仅仅倾向于吸取个别集团的世界观，他的行动也就全部受到他所处的直接的社会环境加之于他的条件的影响。

关于现代生活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并不是由一个社会严格限定的阶级单独地来进行，例如牧师，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来进行，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这个社会学的事实基本上决定了现代智力的独特性，它的特征不是建立在牧师权威的基础上，它不是封闭的和完结了的，而是能动的、富有弹性的，处于不断的流动状态，永远面临新的问题。甚至人本主义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多少成为获得社会解放了的阶层的表达，而且一旦贵族变成文化的载体，它在许多方面便会突破阶级制约的意识的固定性。但是，直到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文化生活的水准才愈来愈脱离某一特定的阶级。

现代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社会根基：一方面是资本的占有者，另一方面是那些其唯一的资本只是所受过的教育的个人。因此，一般都称之为有产阶级或受过教育的阶级，但教育因素绝不与有产因素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

因此，在这个由于阶级分裂而成为深刻分离的社会里，出现了一个阶层，对于仅仅用阶级术语来指导的社会学，这个阶层几乎不能理解。不过，这个阶层特殊的社会地位却能够充分地表示它的特性。虽然它处于各阶级之间，但并不构成一个中间阶级。它当然不是悬在没有渗入社会利益的真空之中，相反，它包罗了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利益。随着知识分子的个人集团从中吸收成员的阶级和阶层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在知识界发挥作用的诸倾向中便出现了更大的多样性和更大的差别。于是个体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参加到具有相互冲突倾向的大众之中。

工人和企业主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他们只受到个别阶级和生活方式的束缚，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都直接地和全部地决定于他们特殊的社会状况，而知识分子除了无疑也带有其特殊阶级关系的烙印外，其观点还决定于这个包含所有那些矛盾观点的知识媒介。这种社会状态总是提供一种潜在的能量，这种能量使更优秀的知识分子有能力去发展他们的社会敏感性。要顺应能动地冲突着的因素，这种敏感性是必需的。他们不断检验每一种观点，看其是否与当前形势有关。此外，正是通过附属于这个群体的文化，才密切掌握了整体局势，也才使一种动态综合的趋势反复出现，尽管我们还不得不对付暂时的歪曲。

至此，我们几乎是专门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非附属性”的消极面，强调了他们的社会不稳定性，以及他们的思想最显著的审慎特点。尤其是那些政治上极端的集团，由于它们要求明确宣布表示同情，所以它们把这贴上“无特征性”的标签。不过，人们仍然会问：在政治领域中，一种赞成能动的调解决定，也许不是对昨天的理论对明天的片面强调这种无情的拥护的决定。

非附属性知识分子实际上采取了两种行动过程，以摆脱这种处于中间道路的立场：第一，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地加入各种相互对抗的阶级中的某一个阶级；其次，检查他们自己的社会处境，寻求完成作为整个知识利益集团的预定倡议人的使命。

就第一种出路而言，我们会在历史过程中的所有阵营中发现非附属的知识分子。从而，他们总是为保守主义者充当理论家，因为保守主义者本身由于其社会稳定很难具有理论的自我意识。同样，知识分子也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理论，而无产阶级因其受社会状况的限制，缺乏基本的条件，不能得到把握现代政治冲突所必需的知识。关于知识分子加入自由资产阶级，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知识分子加入他们本来不属于的阶级的能力，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们能适应任何观点，还因为只有他们能选择依附谁，而那些本身就属于某一阶级的人很少有例外能够超越他们的阶级观点的范围。这种加入某一阶级的政治斗争的自愿决定，的确使他们在斗争中与那个特定的阶级结合起来，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摆脱那个阶级原有成员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只表明这样一个社会学事实：把知识分子吸收到外部的阶级，受到他们自己的心理和社会特征的限制。从社会学上看，知识分子所有的这一特性说明了这个事实：一个变成知识分子的无产者，很可能改变他的社会人格。这里不能对碰到这种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走什么道路作具体的案例考察。我们只想指出：激进派知识分子的狂热应该从这个道理来理解。它表明对缺少与某一阶级的更根本的结合而给予的心理补偿，表明知识分子必须既克服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也克服别人对自己的不信任。

我们当然可以谴责知识分子个人所走的道路，责怪他们不停地动摇。但我们这里唯一关心的，是通过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解释他们的这种行为。这种社会错误和社会犯法可以看作只是对一种独特的社会地位的消极的误用。知识分子个体不是把精力集中于环境的积极的潜在性上，而是成了潜在于环境中的诱惑性的俘虏。最错误的莫过于把一个人对某个社会阶层的职能的判断建立在它的某些成员的变节行为上，而不看到知识分子常常“缺少自信”只是如下事实的反面：他们只能够具有理念的信念。从长期来看，历史可以被看成是一系列试验和错误的实验，其中即使是人的过失也有试验的价值，而且在这种试验过程中，知识分子由于在我们社会中的无归属性，最容易遭受失败。他们不断试图认同于别的阶级，却又不断受到拒斥，这必然使知识分子最终更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在社会秩序中地位的含义和价值。

因此，知识分子摆脱困境的第一条出路，即直接依附于一些阶级或党派，显示了试图完成动态综合的倾向，即使它是无意识的。通常，是那些需要智力发展的阶级得到他们的支持。正是主要由于知识分子的冲突，这种冲突变成了思想冲突中的利益冲突。这种把利益冲突抬高到精神层次的尝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意味着用辩护士编织的谎言来空洞地赞美赤裸裸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更积极的意义上，它意味着某些知识分子要求融入实际政治之中。作为对知识分子与阶级和党派的合作的回报，知识分子就能对它们留下自己的印记。如果他们没有其他成就值得赞扬，单这一项也是重大的成绩。他们的职能是进入冲突着的各阶级和党派的行列，以强迫它们接受自己的要求。从历史角度看，这一行为已充分表明社会学的特性之所在，表明知识分子这一无归属的社会阶层的使命之所在。

Cheek & Hamrin提出了“体制知识分子”的概念，借助于文献资料，他们分析了从彭真（党核心），到杨献珍、邓拓（党内知识分子），到孙冶方、吴晗（体制学者），到白桦（体制边缘作家）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描绘出一副纵向的、至上而下的、从党的核心到体制边缘的、党的高层领导与体制知识分子的互动模式。图为China's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书封。

知识分子摆脱困境的第二条出路，就是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这种地位所含的使命。当他们做到这一点时，政治上的投靠或反对将基于在社会中的有意识的取向和根据知识生活的要求来决定。

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趋势是所有阶级的阶级意识都逐渐觉醒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知识分子也会达到一种意识——尽管不是阶级意识——他们自己总的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包含的问题和机会。知识分子的这种理解社会学现象的努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去对政治采取某种态度的努力，自有其自己的传统，其程度不亚于同化到别的党派的趋势。

我们这里并不参与检验一种专门适合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可能性。这样的检验可能将表明，知识分子在目前的时期不可能在政治上变得独立从而成为积极的成份。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阶级利益和阶级地位正在得到更明确的界定，而且还从群众行动获得力量和方向，所以，政治行动如果想寻求别的支持手段，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特殊地位妨碍他们取得对整个社会进程有不可缺少的意义的东西。这些东西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发现这种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一种完整的认识成为可能。因此，若不是这样，他们可能在漆黑一团的夜里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可以提出的问题是，把产生于他们独特地位的所有机会全都抛掉，是不是可取。

一个群体，如果它的阶级地位或多或少已被明确固定，那它就具有对它作出有利决定的政治观点。如果不是固定的，例如知识分子的情况，则存在着更广泛的选择范围和对总体方向及综合的相应需要。产生于知识分子的地位的这后一种倾向，即使在各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并不导致一个统一政党的形成的情况下，也依然存在。同理，知识分子仍然能达到一个总体方向，即使他们已加入了某个党派。那种获得更广阔的观点的能力，难道只应当被看作是不利条件吗？难道它没有提出一种使命吗？只有那些真正有选择机会的人，才会有兴趣看到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只有在进行深思的时期和调查阶段，才应当寻求发展综合观的社会学和逻辑学场所。即使在作出了决定之后，只要选择的可能性继续存在，因而还保持有自由，形成决定还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应把现存思想潮流的相互渗透和理解的可能性，归功于有这样一个相对无归属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对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和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人实行开放，而他们则具有各种可能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前面所述的那种不断更新和扩展的综合，才可能产生出来。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贬称为“臭老九”和“反动资产阶级”，遭到全面的审查和打击。1978年冤假错案平反之后，知识分子被重新划为“脑力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待遇得到明显的改善。[图源：dwnews.com]

甚至浪漫主义也因其社会立场，而已在自己的纲领中包含了这样一种要求：即对冲突的观点进行广泛的、能动的调解。在类似情况下，这种要求已导致保守的观点。然而，浪漫主义之后的一代人，又以一种革命观点取代了这种保守主义，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在这种连贯性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只有在这种发展线索中，才始终存在一种使这种调解具有生命力的努力，并把政治决定与先前的整体定向结合起来。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望这样一个能动的中间群体尽力去创造一个党派学校之外的讲坛，捍卫整个观点和兴趣。

正是因为这些潜在的倾向，我们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真正认识，即认为所有政治兴趣和知识都必然是党派性的和特殊的。只是在今天，我们才注意到了所有的思潮，而且能够根据从社会学上可以理解的过程去领悟政治兴趣和世界观形成的整个过程，从而使我们看到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既然与时代精神相一致，很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党派学校将兴办起来，那么设立一个真正的讲坛就更加令人向往，无论是设在大学里或是设在专门的高等学术机构中都可以，它将用来研究这门政治科学的高深形式。如果说党派学校只对那些其政治决定事先由政党作出的人开放，那么，这后一种研究模式将吸引那些其决定尚未作出的人。没有什么比那些知识分子更向往这种研究模式的了，虽然他们有着明显的阶级利益背景，尤其是在他们年轻时，必定吸收这种观点和总体概念。

即使在这样的学校里，也不能设想那些教员就应当是无党派色彩的。这样一个学校并不把回避作政治决定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两种教师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区别：一种教师在仔细的深思熟虑以后才向他的那些还没有拿定主意的学生讲话，他的观点是经过仔细思考后得出的，这使他能领悟整个局势；另一种教师只关心把已经牢牢确定的党派观点灌输给学生。

一种不是旨在灌输一种决定而是旨在为作出决定铺平道路的政治社会学，将能够理解政治领域中以往几乎从未注意过的关系。这样的一门学科对说明受社会制约的利益的本质将有特别的价值。它将揭示这些阶级判断下隐藏着的决定要素，从而暴露集体力量是怎样与阶级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每一个与政治打交道的人都必须考虑这一点。类似如下的关系将得到澄清：假定有这样和那样的利益，在一系列事件的一定关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思想类型，以及这样那样的关于整个社会过程的观点。然而，这些特殊利益阶层是什么阶层，这将取决于特殊的传统阶层，后者又依次取决于社会局势中的结构性要素。一个人只有以这种方式来阐述问题，他才能向其他人传达关于政治舞台结构的综合评述，并帮助他们取得相对完整的总体概念。这个研究方向将使人能更好地洞察历史和政治思想的本质，并且将更清楚地显示出历史概念与政治观点之间业已存在的关系。然而，那些持这种探索方法的人在政治上又过于老于世故，以致不能相信政治决定本身也是可以传授的，或者也可以被任意地中断，尽管它们仍然在流行。结论是：无论你的利益是什么，它们都是你的作为一个政治人格的利益，但你有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又意味着你必须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来实现它们，还意味着你必须明白你在整个社会过程中占据的特殊地位。

尽管我们相信利益和目的不是可以教授的，然而，对判断与观点之间、社会过程与利益发展之间的结构关系的调查和传达，却是可能的。那些要求政治学成为一门科学，使它讲授规范和有目的的人，应该考虑到，这种要求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现实的否定。我们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能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它应当以行动中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且甚至教导人们在行动中根据他们对手的实际动机和他们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来理解他们。这种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学必须意识到它尽可能充分地把一个时代的诸种趋势综合起来的职能。它必须教授那唯—可教授的东西，即：结构关系。判断本身是不可传授的，但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充分地意识到它们，也可以解释它们。

*本文节选自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三章第四节，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油画作品《蔡元培与光复会》，作者为章仁缘、尹骅、童雁汝南和李根。[图源：xw.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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